《“文治”与圣裔：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作者 李俊领

转载说明：本人之转载，实无一与作者同意也，而仅示人先衍圣公玉汝公历史之一二，侧重于玉汝公志向、言行。谨借太史公仰至圣之语，与玉汝公天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内容提要：1935年，蒋介石政府在争议声中 任命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借以实施社会教化，并运用孔氏 象征的“道统” 展示自身的政治正统性。由于改善民生滞后等因素，奉祀官的设立受到多方质疑和批评。日 军侵占山东后，国民政府与孔氏互相借助，揭露日伪政权利用 儒家“ 王道” 思想的策略与行径。不过，其对孔氏的人生志业有若干硬性安排，限制孔氏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自我调适。在其治下，孔氏个人的政治际遇基本成为当时儒家文化转型困难的命运缩影。从中可见，国民政府在“文治”上秉持实用立场，鲜有心力进行符合世界潮流的顶层设计，以致成效微弱。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治转入常轨后的体制变革。

关键词：　 国民政府　 孔德成　 奉祀官　 抗日 战争

七七事变后，日军继续实施占领整个华北的计划。1938年1 月3日，在第十师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的强势进攻下，驻山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自莱芜、沂南、泗水一带撤向曹县。了解此情势的蒋介石急令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转饬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人，命令该集团军务必将曲阜的孔子后裔孔德成带走，绝不可使其落入日 军之手。该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遵照韩复榘的指示，于当晚约10时匆忙赶到曲阜孔德成的府邸，要求其在两个小时内收拾好物品，随部队撤向兖州。 面对忽从天降的撤退指示，孔氏十分惊异，恳请暂留，因为其妻孙琪方即将临盆，全府事务着实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妥当。 但形势急迫，容不得他们暂缓撤离。 第二天凌晨 4 时，孙德成夫妇与孔府聘请的几位先生及随从仓皇辞庙，痛别曲阜。

此时的孔德成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任命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受到多方关注， 甚至有传言称他被侵华日军密定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领人选。 目前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孔德成鲜有关注，仅有数种相关人物传记涉及这一时期孔氏的身份转换、生活状况与心路历程。 这些传记重在历史叙事而少有问题分析，未能呈现这一时期官方“文治”与孔氏个体命运的关系。本文拟梳理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任用与借助之历程，进而揭示其在“文治”上运用儒家文化的立场、效用与顶层设计的问题。

一、 纳入体制：从衍圣公到奉祀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主政者蒋介石有意抬高儒家文化在国家“ 文治” 方略中的地位，并考虑将衍圣公孔德成纳入政治体制。1928年 4月 ，北伐军路经曲阜时， 蒋曾专程参拜孔庙，并对少年孔德成颇怀好感，称赞他“年仅九龄而貌甚慧也”。 随后， 蒋还发布尊孔布告， 宣称必须发扬孙中山“提倡之固有道德智能” ，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共产主义， 匡正人心。 几乎同时， 南京国民政府通令恢复旧道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教化国民的道德规范。

1928年， 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与党治体制不合的问题引 起内 政部的注意。 衍圣公爵制始于宋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 ， 历经宋、金、元、明、清诸朝。 明清时期，衍圣公为正一品衔，使曲阜孔氏成为延续圣人血脉的天下第一家。北洋时期，袁世凯及其继任者沿袭清代的衍圣公爵制，因而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成为民国的第一位衍圣公。1920 年，其子孔德成袭封衍圣公。1928年2月 ，蔡元培以“ 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 的名义颁布废止春秋祀孔的通令， 要求各学校取消祀孔典礼， 并称此举的根据在于儒家的尊王忠君思想“ 实与现代思想自 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 ④ 这一通令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影响， 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问题。7月 ，国民党党员于心澄、徐炯与张元章等人向内政部呈请取消衍圣公名号，并将孔庙、孔林收归国有。代理部务的内政部次长赵次龙认为，孔德成在共和时代袭用衍圣公的旧制， 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平等精神，应依照于心澄等人的呈请，废除作为“ 封建遗典” 的衍圣公名号及其制 度。同时，他也赞同于氏将孔子诞辰改为孔子纪念日 以 及将孔庙、 孔林国有化的提议。

对于内政部的动议，总管曲阜孔府事务的孔氏族人颇为不安。1928年8月 ， 孔府管事族人以孔德成的名义向山东省政府呈请取消衍圣公名号。其呈文云， 现在是“ 天日重光”的民国时代，大家“同游平等之世宙，适符改辙之初心”，应取消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以符合党治体制；请国民政府核定孔德成的官方身份；取消衍圣公之名后，孔德成仍负责奉祀孔庙，守护孔林。显然，孔府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在向国民政府输诚之时，又想为孔德成求取党治体制内的位置与角色。 实际上，他们仍希望保留孔氏的衍圣公名号。在曲阜孔府的委托下，时任工商部部长的孔祥熙出 面为孔德成的名号之事斡旋。 １９２８ 年 ８月 ，他的一份相关提案在国民政府会议上获准通过。在该提案中，他称赞孔子“慨然以一身肩道统之大任”，又表示自 己“以孔氏后裔， 许身党国”， 进而以避免一般青年受中共批判礼教言论的诱惑为由，提议保留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他还解释说，孔府的衍圣公只有名号而无权力， “与封建遗制之袭爵截然不同” ；如果一定要改的话， 恐怕会引起当时青海、内蒙古等地世袭王公们的误会。所谓王公们的误会只是一种借口，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并未真正将其纳入政治体制。不过，孔祥熙看重自身的孔子后裔身份却是事实。自明代起，他所属的山西太谷孔氏家族与山东曲阜衍圣公一脉就失去了联系，亦未被列入衍圣公的族谱。对孔祥熙而言，能在此关键时刻维护孔德成的衍圣公名

号，正可借以强调自己的圣裔身份，增进曲阜孔府对他的认可程度。由于孔祥熙的干预，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暂得保留。虽有孔祥熙等人的鼎力支持，但内政部坚持“ 封建典制不再存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遂于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决议取消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另给孔氏嫡裔以专司奉祀之名义”， 同时废除原衍圣公下属、员役和儒家其他圣贤后裔的世袭爵号。然而，这一决议迟迟未得以实施。 翌年6月 ，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排演《 子见南子》， 并上街宣传“ 打倒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 ，结果孔府族人向国民政府控告其“辱孔”。此案引起轩然大波，延至9月平息，使得衍圣公名号引起更多关注。

《子见南子》案平息后不久，国民政府与孔府在衍圣公名号问题上再生波折。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 胡汉民、戴季陶、蔡元培与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等五人审核内政部所拟的衍圣公名号与孔庙祀田整理方案，拟出《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 准备提交中央政治会议核议。 其要点有二： 一是“ 撤销衍圣公名号”；二是“以原祀田充作办理纪念孔子各项事业之基金”。孔府的掌管者们闻听后颇为担忧，立即以孔德成的名义上书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长，提出抗议，声称孔德成享有曲阜孔林与孔庙祀田的继承权， 不可将此私产充公， 而蔡元培将孔庙祀田充公的提案违反法律。实际上，他们误将《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当作蔡元培个人的提案。 国民政府收到孔府的呈请书后，遂致函行政院，查询蔡氏的所谓提案。 随后，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回复称，蔡元培不曾提交有关曲阜孔林与孔庙祀田的提案。一时间，此事陷入僵局，有不了了之的趋势。 曲阜孔氏族人心有不甘，意图借助社会舆论保存衍圣公名号与孔庙祀田。不久，孔府以孔德成的名义公开发布《敬告全国同胞书》，指责蔡元培蹂躏人权，藐视“ 法治”， 不顾文化传统， 使孔令贻夫人陶氏和孔德成这一对“寡妇孤儿”彷徨无措。11 月，蒋梦麟不满这封公开信对蔡元培横加指责， 遂以孔德成曾自请取消衍圣公名号的事实为依据，指令山东省教育厅派员前往孔府调取衍圣公的印信。不过，孔府拒交此印信，并再度向孔祥熙求援。 翌年初，孔祥熙致函山东省教育厅“从缓” 调取衍圣公印信，使此事暂时搁置。

孔府的《敬告全国同胞书》 在官方与民间得到一些同情与支持。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何键、阎锡山等党政要人出于对孔子的敬仰而支持孔府在此公开信中表达的诉求，不同意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处置孔德成之衍圣公名号与孔庙、孔林的意见。1930年8月，蒋介石派视察员匡经猷、张寄春等人前往曲阜访孔德成，以示慰问。此外，《敬告全国同胞书》还得到北平特别市总商会、江西南昌总商会、太原总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积极响应。由于《敬告全国同胞书》的传播，孔德成受到更多关注。 仅1934年间，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某旅长、北京大学旅行团、汇文中学旅行团、齐鲁大学旅行团、韩国客人宋君荣与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居正等先后来曲阜访问孔氏。

如何将孔德成纳入政治体制，是国民政府“文治”方略的一项要端。 蒋介石在国家治理上曾过于倚重武力，轻视“文治”。 软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事件发生后不久， 他在1931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 “ 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 诚不足言文治也”。翌年12月 ，蒋又感叹国民党“中委之缺才，无政治能力，所以武功虽成， 文治退步， 故武功亦受影响， 竟遭失败”。此时蒋对国家的“文治”并不满意，又很想改变这种“退步” 状况。 在其手中，圣裔孔德成无疑是一张特殊的“文治”牌。至于如何借鉴西方文明以促进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似不在蒋的考虑范围内。蒋介石、孔祥熙、戴季陶等人虽认同孔子的大成至圣先师地位，但也担心被讥以保留“ 封建典制”， 因而不便明言将衍圣公名号直接嵌入党治体制。1934年7月，国民政府通令，以每年公历，8月27日 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届时全国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决议意味着孔子在国民政府治下只是“先师”，而非“至圣”。 在是年国民党中央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出于现代社会的考虑，只称孔子为先师，而不言其“ 大成至圣” 名号。 不久，汪精卫根据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参加1934年8月祀孔典礼的报告，提议参照中央政府对班禅的册封方式，不再沿用衍圣公名号，对孔德成另予封号， 以示尊重。不过，作为蒋介石亲信的叶楚伧在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到访时明确表示，在孔氏的新封号上仍将保留“大成至圣先师”之名。1935年1月 ，国民政府依据叶楚伧等人的意见，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予以特任官待遇。 同时，任命颜子后裔颜世镛、曾子后裔曾繁山、孟子后裔孟庆棠为奉祀官，予以简任官待遇。2月，对孔子后裔南宗孔繁豪也给予奉祀官的职位和简任官待遇。所有奉祀官为“世袭之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奉祀官之名在明代既已出现，清末有人提议在各地文庙设立奉祀官。1913年实施的《崇圣典例》将圣贤后裔中的五经博士等世代承袭的职位均改为奉祀官。 国民政府的奉祀官制度在官职称谓与选任资格的规定上明显沿袭了《崇圣典例》。

孔德成等奉祀官宣誓就职之际， 戴季陶、居正等人阐释了国族复兴与孔子学说的关系。1935年7月8日上午，国民政府举行奉祀官宣誓就职典礼，陈立夫任主席，戴季陶负责监督。戴氏受日本现代化道路的启发，颇看重孔子学说对于造就国民信仰、实施社会教化的意义。 他在此次典礼上，首先表示孔德成等4位奉祀官就职是中华民国的幸事，然后报告称：孔子学术思想体系是对中国民族和世界人类的伟大贡献，孔子不仅是中国民族之宗师，也是人类之光荣；我们今天处在“兴国之时代”，应遵循总理救国的两大根本途径， 一是要继承孔子之学业， 恢复“ 固有道德知能”， “ 教

化全国”，“教化世界”；二是“要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文化”。 ①几乎同时， 居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尊孔的意义，一方面介绍孙中山对孔子学说的推崇， 另一方面宣称必须恢复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才能治理好国家。 戴氏与居氏之言实则拥护、宣传蒋介石的尊孔主张及其倡导的新生活运动。7月 13日 ，孔德成在上海车站发表书面谈话，称：“总理提倡三民主义，主张天下为公，蒋委员长之新生活运动，均为目前拯救中国振兴民族之良图，而其渊源均出于先圣之遗训。现在政府尊崇圣教，使国民思想得有中心，民族组织始有团结，民族精神始能恢复，斯乃鄙人所最钦佩的。”孔氏此言道出了蒋介石想要对外表达的意思，即从孔子到孙中山再到蒋介石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蒋要以儒家文化治理国家，提高国民道德水准。虽然孔氏称赞新生活运动，但蒋对该运动主旨“礼义廉耻”的解释比较模糊，注定不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取得多少成效。诚然，孔氏本人持“正统”观念，真诚拥护蒋主导下的国民政府。在此次就职典礼期前夕， 蒋电告孔德成称，“孔圣学说为民族精神寄托”，勉励孔氏继承其先祖之德。

典礼举行后，孔德成复电称，自己会勤奋进取，亦请蒋“时加启迪”。在电文往复之间，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孔德成的任命一经公布，即引起世人评议。 有人从传承儒家文化的角度，希望孔德成等4位奉祀官整理儒家经籍，阐扬孔子学说。有人像孔德成一样，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诠释奉祀官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认为当时中国身陷内忧外患，“舍以中国固有之道德思想，教化全民， 纠正人心， 实无他路可走，新生活运动与尊孔实二而一者也”；孔德成等4位奉祀官就任， 就是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以儒家文化救中国的重要举措。不过，也有人批评说， 设立奉祀官“对于中国文化与教育问题上，很难说有什么影响”， 只不过是九一八事变后点缀表面的工作，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其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中国的敌人“不怕中国保全国粹，或抬出已死的大圣大贤来号召”， 而怕中国政治维新和奖励科学； 若一定要设立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也“ 应以学识道德为标准”进行遴选，而不应模仿过去的衍圣公爵制， 选择长房长孙继任。这一批评确有其理。姑且不论政治维新与奖励科学，即使单独从国族文化建设上看，当时中国面临着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嫁接” 西方文化之长的顶层设计问题， 而设立奉祀官的举措有独尊儒家之嫌，反衬出中央政府对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不公正立场。 只是这种批评的声音不足以影响国民政府的相关决

策。

1935年6月，行政院指示山东省政府讨论衍圣公府名称修改及曲阜圣地警察机关设立等问题。9月，行政院对此特开审查会议，经与内政部、教育部商议， 决定在曲阜设立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署，下设秘书处与总事处。同时决定，孔德成配用中央政府颁发的“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银印。其公文格式除对国民政府和五院用“呈”外，对其他机关均用公函。 南宗与其他奉祀官对外行文一律由孔氏转呈。至此，年仅16岁的孔德成在曲阜开府办公。

二、借孔德成展示政治正统性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意图借助儒家的“ 道统” 与“ 治统” 观念，从历史“ 正统” 的角度增强国民政府的政治正当性。因此，其颇看重孔德成作为孔子现世代言人的“ 道统” 象征身份。彰显儒家“道统”的官方行为莫过于祀孔典礼。1934年，国民政府以纪念孔子诞辰的方式恢复了国家祀孔典礼，并以孔德成为该典礼的首要配角。8月27日，曲阜隆重举行祀孔典礼，中央政府特派叶楚伧担任主祭，行政院代表褚民谊、立法院代表彭养光、司法院代表陈箇民、考试院代表林翔以及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民政厅厅长李树春、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衍圣公孔德成等担任陪祭。典礼程序为：（ 一） 全体肃立； （ 二） 奏乐； （ 三） 唱国歌； （ 四） 献花； （ 五） 读祝文； （ 六） 行三鞠躬礼；（ 七） 奏乐唱孔子纪念歌； （ 八） 行一鞠躬礼； （ 九） 礼成， 摄影。

典礼完成后， 孔德成即发表书面讲话，首先感谢中央政府及各院部会与山东省政府官员前来祀孔， 其次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韩复榘多次倡修孔庙的提议都包含着对孔子的敬意，最后呼吁国人尊师

重道，并称“崇拜圣道，便是拥护政府”。孔氏的表态契合国民政府的“文治” 方略。从主政者蒋介石的政治逻辑看，得到现世圣裔拥护，就等同于得到“道统”支持的“治统”，而其政治正统性也似乎显得更为神圣。从1935年至1948年，国民政府连年举行祀孔典礼，以孔德成为主祭或陪祭。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8月27日 ，孔氏连续参加3场孔子诞辰纪念活动： 一是新生活运动总会举行的祀孔典礼，孔德成主祭，重庆市长吴国桢及总干事黄仁霖陪祭， 并分发该会所制的“ 孔子之新生活表解”； 二是中央政府的祀孔典礼，蒋介石主祭，孔德成陪祭，孔祥熙报告孔子学说；三是重庆中美文化关系协

会在嘉陵宾馆举行的祀孔典礼，该会会长孔祥熙主祭，孔德成陪祭，美籍顾问拉铁摩尔、美国大使高斯及外交部部长郭泰祺等应邀成为观礼贵宾。典礼结束后，孔祥熙、孔德成与拉铁摩尔等人共进寿面、寿饼，孔德成还介绍了会场上布置的反映孔子生活的图片。可以说，国民政府多方借助孔德成的圣裔身份，既意图推行社会教化，彰显政治正统性，还希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后者也愿意借助前者对孔子学说的崇奉，积极展演和传播儒家文化，增加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 从形式上看，二者有互借互利之势。为接续从孔子到孙中山的思想传承脉络， 蒋介石主政后一直持有“ 作之君，作之师”的圣君观念。得蒋信赖的幕僚杨永泰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时即称“中国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风俗之颓败”，因而提出革命与政治都要“ 以攻心为上，易俗为归”，而革心变俗最快收效的首要办法即全国各级行政长官“凡作之君者，应兼作之师”。蒋深以为然，且自许为一国之君。 他在1935年1月2日的日记中慨叹：“唐太宗曰：‘ 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能身安国宁。’今日 辅佐于吾者，谁是忠良？当深思之。”他秉持“以一人治天下”之念，虽有继承儒家文化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感，但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过于注重形式，没有走出以“道统”辅助“治统”的传统政治套路， 甚至称“现在我们革命，就是要复兴我们的历史文化， 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 “ 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国固有的道统”。蒋对传统伦理政治的思维方式颇有心得，而且对传统思想及伦理道德的作用寄予厚望，希望通过修身实现治国。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 蒋介石被确立为国民党“文武兼赅”的伟大领袖，获得统筹国家一切的权力，以应对华北事变后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虽然自1931年12月至1943年8月间。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但这时期的国家主席乃“虚位”，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而蒋仍掌握着党权与军权，最终决定国家大政方略与重要人事安排。蒋因其权力与偏好使国民政府的“文治”带有更多的儒家文化色彩。拥蒋的戴季陶在孙中山去世后对三民主义思想作了新的诠释，将其与儒家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宣称，孙中山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戴氏所做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诠释，为日后蒋介石尊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由于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等人的青睐，孔德成对国民政府颇为感激，尤其对蒋衷心拥护。1936年12月，蒋从西安事变中脱身后，孔氏随即给他发去慰问电称：“中华鼎运，转危为安。为民为国，诸祈珍摄。”他还在给蒋的慰问函中表示， 自己“忝膺道统，适在童年”，祈请蒋多加保重。在一定意义上，孔氏对蒋的慰问代表儒家“ 道统” 对国民政府“ 治统” 的认可， 也提高了蒋的政治

声誉。暂居重庆期间，孔祥熙不时携孔德成一起阐扬儒家学说。 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第二期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二人联袂演讲。 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的第75代孙，忝为“圣门之后”，强调“国家政治经济之设施，人民思想生活之规范，无一不以孔孟之道为准”。 孔德成在演讲中称赞孔孟之道对于抗战建国时的“培根固本、范围人心”具有重要作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拯救中国、振兴民族之良图”，而它的渊源又是“ 出于先圣之遗训”。可以说，孔德成弘扬儒家文化确出于诚意与自觉，也契合国民政府的“文治”基调。1940年4月25日，中国孔学会召开筹备会，孔祥熙、于右任、戴季陶、孔德成等数十人到会，号召以孔学改变颓风， 渡过浩劫。 实际上，这种号召很难取信于人，因为孔祥熙本人背离“礼义”精神，纵容亲属贪腐，为千夫所指。对于政坛的种种丑行，孔德成虽时有耳闻，但却不愿过问，也不置一词。国民政府推崇的“圣道”并不能真正教化人心。即使是当局的祀孔典礼也仅重仪式， 并非真诚向孔子表达敬意。1935年8月 ，叶楚伧因而倡言，今后祀孔者应真正信仰孔子，“由仰而礼，由礼而仪”，这样的纪念仪式才“庄严而有意义”。奈何“圣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不能发挥多少作用。

蒋介石在1941年的南岳第三次军事会议上慨叹：“我国以礼义廉耻为四维， 廉耻普遍存在于民间，但上焉者士大夫阶级却廉耻丧尽，至可悲痛！”1944年， 蒋的高级侍从唐纵观察到，“党的上层干部，对于主义政策的认识，并不彻底。 由革命到取得政权，思想和观念已为之大变，现在大家的观念是现实问题。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 翌年，他又不无感伤地写道：“政府内官僚政客滚滚而至，革命青年被压迫到非学习官僚不足以生存。以至于今日，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杳杳然无可挽回。”以当时的政治风气看，祀孔典礼只是仪式性的政治表演，大多数政府官员对蒋介石等人重新阐发的礼义廉耻置若罔闻，很少付诸生活实践。由于改善民生滞后等因素， 国民政府的奉祀官制度及其“ 文治” 之道受到多方质疑与批评。1935年，针对奉祀官子女免费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特殊待遇，陶行知批评说，现在国民政府只是顾及奉祀官们的子孙，而“没有看见那村前巷尾冻得要死、饿得要命的衍圣公的穷本家和穷本家的苦孩子”，更没有看到全国“多数人的文化是一样的落后，一样的偏枯，一样的短命”，“这种自私自利的打算是徒费心机”。宋庆龄于1937年4月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撰文称，“我们不应该恢复不合时代的儒教……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所谓安定社会只是一个幌子”；就中国的普遍贫困而言，“革命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类和群众的物质享受；假若这一个目的没有达到，那就等于没有革命”。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机制而言，儒教是否完全“不合时代”的问题尚需学理讨论， 但改善民生的滞后明显限制了国民政府以儒家思想教化社会的实际效能， 借助孔德成之力的新生活运动也最终归于失败。 史学家钱穆虽拥护国民政府，但并不认同其对“道统”的建构， 而是将中国的整个文化大传统作为“真道统”。他进而提出， 中华民国的“政统”必推孙中山 为“不祧之祖”，而对于中华民族的“道统” 与“ 教统”， 孙中山不过是一个“孝子顺孙”。在他看来，孙中山与孔德成都不能代表孔子与中国的“真道统”。 不唯钱穆，当时整个学界对国民政府阐扬的“ 道统”鲜有认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应对中共的宣传攻势， 继续借助“道统” 观念与祀孔典礼展示自 身的正统性。1946年1月，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重庆进行政治协商，达成了宪政共识，为中国设计了一套宪政制度。 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致辞称，在倡导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与各党派平等的基本原则外， 还要“去掉一切落伍陈腐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和办法，信赖人民，依靠人民，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这意味着国民政府的奉祀官制度与孔德成象征的“道统” 都应当去除。不过，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宣称， “ 法统就是民主政治时代底道统。从前的道统把思想约束于孔子之道，今天的道统把思想约束于民主之法”；由于历史是连续的一贯的，民主政治时代的“法统”与王朝时代的“正统道统是连成一线的”；在

即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时代，需要尊重历史，继承传统。按照叶青的解释， 民主政治时代仍有“道统”，而且这个“道统”与从前的儒家“道统”一脉相承，只不过现在改名为“法统”。1947年孔子诞辰日，国民政府派铨叙部政务次长王子壮前往曲阜主持祀孔典礼，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撰写祭文，继续对外展示其对儒家“道统”的重视。此时，由于社会各界对政治民主化的宪政呼声越来越高，孔氏和他代表的“道统”逐渐远离政治话语的主流。不过，蒋仍看重孔氏的“ 忠君”之心。1948年4月，蒋当选民国总统，孔氏随即在贺电中称赞道：“人归天与，国步倚重方殷；海晏河清，黎庶昭苏在望。”

三、 借孔德成阐扬民族主义

自孔德成携家离开曲阜后，国民政府不时安排其进行抗日演讲，阐扬民族大义。 孔氏心怀家仇国恨，自觉弘扬孔子尊王攘夷的精神，不断公开批判日军的侵华行为。1938年1月11日，孔氏在武汉文化界行动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称孔子的遗教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国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应当遵循孔子的遗训前进。同月16日，应国民外交会议之邀，孔氏在汉口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日演讲。1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安排下， 孔氏向欧美的外报记者发表了书面演讲，要端如下：其一，凡是明白孔教的人都会鄙弃日本的侵华行为，他本人离开孔子林庙“完全出于鄙弃日本的作为”；其二，日本人和“一切伪组织”中的人要明白，孔教是不能借来蒙蔽中国人的；其三，自己要“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阐扬先师孔子的教义，使乱臣贼子能幡然悔悟，志士仁人更加效忠”，在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指挥下，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其四，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荣，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重新发挥收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精神”帮助中国抗战，“收复圣地所在的曲阜和已沦陷的各地，以维护世界的和平，打倒国际间的大强盗”。孔氏的抗日演讲确出于其本意,而在演讲的时间与地点上则配合国民政府的相关安排。社会媒体对此尤为关注，几乎一致认为“自泰安失陷，敌方拟对孔氏有所利用，故孔氏特挺身离战区赴汉，并誓死卫国抗敌”，“以免为日人利用”。武汉文化界欢迎孔氏到来，并揭露侵华日军试图利用孔氏的“文化侵略”阴谋，称他们是“将计就计，拿我们固有的文化招牌，掺加一些毒素，再来麻醉我们”，“蓄意消灭中国文化的倭寇和丧失灵魂的汉奸，是不配谈尊孔的。因为他们的所行所为，根本为孔子所不容”。日本新闻媒体则宣称，孔氏的反日演讲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达，而是国民政府胁迫的结果。 孔德成积极抗日的立场与行为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的《抗敌报》转载了苏联关于孔德成与孟进宝坚决抗日的一则广播通讯，提及“山东的日人，用利诱威胁的手段，强迫孔子的后代孔德成领导反蒋，孔反对此举，并称：‘我是中国人，我要求同全国人起来扺抗日本帝国主义’”。无疑，孔氏在阐扬民族主义、激励抗日 精神上确有一定作用。身处内忧外患的非常时局， 国民政府更为重视儒家文化对于抗战建国的作用。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以抗战促进国家建设，以加强国家建设来支持抗战，在教育上注重国民的道德修养。同时通过的还有陈果夫等人关于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确立文化建设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抵御文化侵略，吸收世界先进文化， “ 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 ， 还决定“ 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之项目 ， 礼义廉耻为国民生活之规律”。由此，作为儒家文化特殊代表的孔德成在抗战建国“ 文治”方略中的角色更显重要。

武汉陷落前夕，国民政府安排孔德成一家前往重庆居住。1938年底，四川巴县党部为孔氏举行欢迎会，国民党中央党部、监察院、考试院、外交部、铨叙部与最高法院等机关代表百余人参加，由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主持。孔氏在会上演讲孔子的“尊王攘夷”精神，称：“所谓尊王，系对内的，现在来说，为拥护国家服从领袖，春秋时是王室，而现在即为国民政府；所谓攘夷，系对外的，春秋时之管仲，其人虽较中庸，但其对攘夷之贡献至大……以上二者，即为先师作《春秋》之意，亦即先师教吾人之训示。 在目前国难期中，尤应尊遵守孔教，发扬孔教，本其和衷共济之精神，以渡此严重关头。”孔德成以圣裔身份号召国民拥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

侵华日军基于以华治华的策略，极力拉拢孔德成。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侵华日军开始密切关注孔德成的动向，意图利用孔氏来粉饰其殖民统治。1934年９月２１日，日本人在东京的报纸上先期制造孔氏将参加日本儒学团体斯文会成立典礼的舆论。孔氏与族人得知此消息后“深为诧异”，随即登报声明“如届时果有邀请之举，德成及敝族族人绝不参加”。他们意识到“日人自利用溥仪作傀儡后，日以伪王道主义相昭示”；如果孔氏赴日参加斯文会的成立典礼，则是帮助日 本人“争得王道的正统，于收拾民心上，得益必多”。孔氏不想成为第二个溥仪，还拒绝了日本人参加当年曲阜秋季祀孔典礼的请求。 在就任奉祀官后， 孔氏更为警惕日 本人的拉拢。１９３５ 年３月 ，日本驻山东济南总领事向山东省政府正式提出，邀请孔德成等圣裔去日本参加斯文会的成立典礼。虽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表示可以选派圣裔代表赴日参加典礼，但孔氏拒绝赴日，只派了族人孔昭润作为代表前往。不久，日本官方又派人到曲阜专门宴请孔氏，但他仅以一首诗致谢。尽管孔氏一再拒绝日本方面的邀请，但日方仍不放弃对他的笼络，于 1935年６月派遣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到曲阜拜访。翌年３月，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武藤义雄把有关祀孔典礼与孔德成婚礼预备的若干文件送到日本外务省，用于策划拉拢孔氏的下一步计划。随后，日本文部省又派员赴鲁聘孔氏赴日 “阐扬圣教”，孔氏婉拒此事，前往济南避居，并向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报告。

侵华日军是否有意将孔氏扶持为华北伪政权的代理人，至今尚不清楚，不过当时新闻界确有相关

报道。七七事变后，随着日 军在山东地区的步步推进，孔德成面临着被其劫持的危险。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日，日军逼近曲阜，蒋介石急令孔祥熙转饬韩复榘，务必在撤离时将这位奉祀官带走，由此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蒋介石对孔德成的担心不无根据，因为当时侵华日军正利用儒家“王道”思想粉饰其侵略行为。 随着在华占领区域的扩大，其不断加强对孔氏的笼络，未料孙桐萱抢先一步将孔氏带走。闻听此事，负责山东文化研究会的马场春吉为自己长期拉拢孔氏的计划失败而惋惜，还声称孔氏遭到国民政府的“劫掠”。危急时刻孔氏免遭日军劫持， 蒋对此甚感欣慰，在日记中称：“闻孔德成衍圣公不愿附倭来汉，甚欢也。”当时衍圣公名号已停用近３年，但蒋仍称孔氏为衍圣公，显见他对孔子心怀敬意。

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５年，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在祭祀孔子的仪式上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虽然孔德成公开拥护国民政府，批判日军的侵略行为，但日伪政权仍不断举行祀孔典礼，以混淆视听。伪满洲国每年在盛京举行大祀孔子的典礼，华北伪政权也连年举行春秋丁祀，用以号召民众对日伪殖民统治的认同。汪伪政府批评说，国民政府的孔子诞辰纪念有“仪”而无“礼”，并不符合儒家的礼仪精神。1939年，汪伪政府还在其治下的山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文庙普遍设置奉祀官，试图建立以儒家“王道”思想为主体的社会控制网络。1942年， 其恢复了对孔子的春秋释奠典礼，并将孙中山作为配享孔子的民国贤哲之首。

虽然这些伪政权的祀孔典礼古香古色，但终究因为孔德成的批判而显得政治底气不足。他们很想将自己的祀孔典礼与孔氏联系在一起。1943年4月，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春季祀孔典礼，前来参加中日文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本文化使节团团长盐谷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孔教亦即中国固有文化， 不过结果是日本成为孔子理想之国家而已。汪主席曾谓：‘纯正三民主义，即是中国固有文化。’余深以为是。三民主义不仅通于王道，也可以通于治国平天下之道。”他还强调说自己曾13次参拜曲阜并会见孔德成，对孔氏的拉拢之意不言而喻。汪伪政府不能利用孔德成，退而求其次，极力拉拢代理奉祀官孔令煜。1938年2月8日，孔令煜以其与孔德成的名义宴请占领曲阜的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军官田岛荣次郎等人。当时，田岛要求部下尊重儒家道统，保护三孔古迹， 强调道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还不断向士兵说明孔子主张的儒家伦理与日 本道德规范之间的关联。1943年，孔令煜向汪精卫发电称：“本年三月三十日，恭逢钧府还都三周年纪念之期，尤因我主席遵引国父遗教，收回各租界及治外法权，国际地位从此增高，得与世界列强并驱并驾，旋转乾坤之功，实为从前所未有。”翌年，孔令煜再向汪伪政府发电祝贺所谓“还都四周年。”在汪伪政府的安排下，孔令煜发表了题为《复兴东方文化击灭宿敌英美完成大东亚圣战》的广播讲话，宣称要以日本为榜样，积极“尊崇儒教”，“陶铸新国民”，“协力驱逐英美， 剿灭共匪”， 复兴东方文化。

对于孔令煜的这些附敌行为，孔德成虽体谅其保存曲阜故里的苦衷，但仍对其以代理奉祀官名义为汪伪政府的殖民统治张目而深感不安。抗战胜利后，孔德成随即电贺蒋介石，称赞他“克服暴倭，终归德命，雪累世之奇耻，开有史之

荣光”。孔氏于此再度表达其抗日之义与拥蒋之心。

四、塑造孔德成的个人志业

孔德成就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时尚未成年，国民政府对他的学业教育与政治前途均有考虑。1934年6月，在酝酿孔子诞辰纪念方法时，居正前往曲阜会晤孔氏，对这位“ 甚聪慧， 惟体弱”且“受家族包围，仍读四书”的少年衍圣公颇为担心，准备回京后与孔祥熙、戴季陶商议，计划由政府资助其到各大学听讲，将来再送其出洋游学。孔祥熙不甚赞成孔德成在家读书。戴季陶更不希望孔氏因为固守祖业而与现代文明脱节.1935年，他在给孔氏的信中说，各位圣裔奉祀官与曲阜地方执政者负有重要使命，“一则修养先圣之德教”，为世界人类做出榜样；“ 一则经营先圣先贤之故里”，既要维系儒教，也要不落后于现代文明。 经过商议，国民政府为孔德成等奉祀官配备了3位导师，即戴季陶、丁惟汾与孔祥熙。此后，戴季陶与孔祥熙因公务繁忙，基本无暇顾及指导孔德成，真正在学术上承担导师之责的只有丁惟汾一人。

虽然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学业教育有所考虑和安排，但孔氏不愿改变其继承祖业之志。1935年参加奉祀官就职典礼时，孔氏对外界明确表示，自己今生的志向是继承孔子之志，专治经学，“不从事于政治”，希望将来在教育事业上有所建树。当时孔氏一直在孔府中接受教育，由孔府聘请的清华学校肄业生王毓华讲授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等新式知识。出于传承儒学的需要，孔府于1936年春聘请清末翰林庄陔兰与举人吕今山为专授经学的教师。其族人认为，“圣裔自 有圣书可读，极宜以全力保存先祖之祖粹”，现在“洋气高张”，更“不应数典忘祖，而入洋学堂读书”。

由于孔氏的坚持及其族人的干预，国民政府安排其入大学听讲之事迟迟未能落实。 曲阜陷落后，孔氏一家辗转到达重庆歌乐山，直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未再考虑安排孔氏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寓居重庆期间，孔德成在丁惟汾的指导下，主要以考据方式研究儒家经学，但对于现代知识与西方社会实未开阔眼界。囿于传统的治学理路，孔氏很少考虑儒学在现代社会推陈出新的问题。 1944年12月，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赴美国游历和学习的请求，旋因时局动荡而未获准。 可以说，当时国民政府对孔氏学业的安排并没有通盘计划。抗战胜利后，孔德成的个人志业与曲阜林庙的政治命运依旧密切相连，而中共革命成为对二者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现实因素。1945年秋，中共军队到达曲阜一带，孔氏十分担心三孔古迹遭遇战火，乃至将来无祖业可守，无祖庙可祭。不过，国民政府没有人愿意在此问题上向中共提出协商意见。无奈之下，他和秘书李炳南拜见了正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周恩来，向他提出保护曲阜三孔古迹的请求，“周面允函告延安转令该地共军勿作破坏圣迹的举动”。是年12月，鲁南军区警八旅第十五团和第十六团攻占曲阜。据第十六团团长董鸣春回忆，战斗开始前，“旅部首长还特别

强调注意保护孔庙、孔府等文物古迹， 敌人如退守孔庙、孔府， 只能短兵相接， 不能打炮和使用炸药”；战斗结束后，旅部首长表扬他们“消灭了敌人，解放了曲阜，也保护了文物古迹”。

虽然中共军队有力保护了曲阜三孔古迹，但孔氏并不认可中共独立拥有军队的正当性。1946年初，他对记者表示：“我对政治认识的程度很浅薄，我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我所知道的就是在和平统一的口号下，除国家军队以外，任何人及任何地方，都不能再操纵与存在额外部队。” 此时，孔氏虽对国共两党的历史渊源与革命方式仍不够了解，但奉国民政府为国家“正统”，不认可中共边区政权的正当性，也不接受中共比国民党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方式。依照中共的革命方式与政治理念，孔子学说与现世孔子直系后裔要区别对待。 一方面，中共尊

重历史上的孔子与儒家文化。1938年，在谈到共产党员理论学习时，毛泽东说：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2年， 毛泽东接见晋西北临参会参议员刘菊初等人组成的延安参观团，谈到中外文化时称，道德观念是要的，礼乐名分是要的，外国科学是要的，外国制度是要的，我们要上承历史，旁采各国，但需加以批判改造，取长去短，使其适时合地。这一主张虽有尊重历史的本土意识与学习西方的世界眼光，但由于战局紧迫，难以在革命中贯彻，而孔子学说也只能被“当成一个古董”。另一方面，中共将现世孔子直系后裔视为剥削农民的地主。1946年7月，鲁南专署组织孔府佃户的农民代表在孔庙诗礼堂举行“ 众裁会议”，促使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减租减息，取消斗尖、地皮、合子粮等不合理的收租制度。 简言之，中共将孔子学说与曲阜孔府、孔林、孔庙视为历史遗产，而将现世孔子直系后裔看作革命对象。因此，孔德成没有因其祖上的光环而被中共看重。

在国共内战日 渐紧张的时局中，国民政府连续安排孔德成参与政治会议。 1946年11月，由傅斯年等人推荐，国民政府确定孔氏为国大代表。在随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他对国事基本不发表意见，仅在国大代表祁志厚向大会提交的“国都定于北平” 提案上署了名，而这一提案竟惹得蒋介石愤慨。 孔氏着实对政治没有兴趣，在会议上几乎都是“代”而不“表”。1947年初，他对新闻记者表

示，本人“虽为国大代表，对国事不愿表示意见” ，倒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欧美考察。3月，国民政府以“社会贤达”之名，又将孔氏选为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12月，丁惟汾、张继等人提名孔氏担任国民大会的山东省代表。 随后， 他推辞这一提名，但未获准，只好继续做个有名无实的代表。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对孔氏的安排的确勉为其难。孔德成志在成为一位不问政治的平凡学者， 也想成为一位不带圣裔光环的普通公民。1947年，他对记者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署只是一个组织简单的“ 学术文化机关”，自己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以后仍本此为之”。对于儒教与科学、现代民众生活的关系， 孔氏提出， “ 儒

教并非宗教， 故无碍于科学的研究”；一般民众的行为应“ 合乎现代化” 的要求， 但也要“ 切实遵依国家法制和教育标准，不应有落伍的思想，亦不能有超越时代的行为”。

此时，孔氏开始以“现代化”的眼光审视儒家文化。在学者之外，孔氏更想做一位人格独立的公民。 其公民观念可追溯自1935年的奉祀官就职典礼。当时， 应孔祥熙之邀，他前往上海参观了市立民众教育馆，在“ 公民阅览室浏览最久”。 这是孔氏第一次接触官方推行的“公民” 教育，而“公民”二字也由此在其心中生根。1947年5月，孔氏携夫人回到故乡，在孔府内务改革上提出：现在是民主时期，要服从民主，个人不能独断专行；孔府管理委员会成立的本意是要集思广益，实行共同管理。此后，他不再以孔府主人自居，而是试图做一位现代公民。对于孔氏的公民之愿，国民政府鲜少了解，也无暇顾及。

1948年3月，国民政府安排孔德成前往美国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历史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随着在美国见闻的增加，孔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在反思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中的长短之后，他对一个美国人表示：“我对我的祖传是觉得很光荣的，不过我也实在觉得有许多不便之处。我却很愿意做一个很平凡的公民，不多也不少。”10月，孔氏闻听国内宪法颁布，遂致函内政部，表示“为尊重宪典起见”，愿将祀田“献交于国家”。 只是此时宪政尚无条件施行，而孔氏仍不得遂其公民之愿。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孔德成无法安守个人志业，开始公开表达其对中共革命的警惕与戒惧。1948年，孔氏称：“我希望早日 击溃共党，那么中国能够进于建设之途了。我要看到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 1949年8月，他向《中央日报》的记者表示，中国共产党“整个地搬来一套异族的东西，以图消灭我国数千年来固有的文化，就这一点值得每一个同胞深切了解和警惕”。这里所谓“异族的东西”当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 孔氏固守本土文化传统， 对中共的革命理论及文化政策颇为抵触。9月 ，应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之邀，孔氏赴重庆与成都进行以反对中共为主题的演讲，号召国人重振传统道德精神。 面对中共的政治胜利，孔氏对儒家文化在大陆的前景怀有深重的危机感，因而更坚定地追随国民党政权。整体而言，国民政府重视对孔德成个人志业的塑造， 既意图促进其学业进展，又一再勉强其参加政治会议。这种塑造过于政治化，不利于平等人格的养成，从而限制孔氏由奉祀官而追求成为现代公民的自我调适。 国民政府及国共党争固然从外缘上影响孔氏的个人志业，而他的圣裔身份、“正统”观念与公民意识从根本上决定着其在民国时期的人生轨迹与事业格局。

余　 论

在民国社会变局中，作为孔子后裔的衍圣公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焦点。 国民政府将圣裔孔德成纳入政治体制，任命孔氏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是其“文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是国民党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的文化反映。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任用与借助，虽有传承儒家文化的意味，但主要出于维护其威权统治的需要。具体而言，一则以儒家伦理思想弥补三民主义在道德教化方面的缺陷，应对中共的政治宣传攻势；二则借助孔德成的圣裔身份及其象征的“道统”，对内彰显自身的政治正当性，对外阐扬民族主义，激励抗战精神；三则满足蒋介石个人“作之君，作之师”的心理需求。蒋有意以一人治天下，奉行“圣君”观念，但认识不到儒家存在“治治，非治乱” 的局限，不足以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在领袖独裁的权力体制下，蒋的文化偏好对国家“文治” 方略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于1948年5月上书直谏，称蒋的态度“为儒家态度而非法家态度”， 但其“为国家元首、革命党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完全适应今日之时代……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果与良好反应”。 张对蒋的批评从领袖个人的角 度，揭示国民政府“ 文治”困境的根源。蒋虽有意振兴“文治”，但“势尊自蔽”，并不认可张的批评，甚至在当选总统之后仍不忘儒家“道统”，且保留孔德成的奉祀官之名。

作为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在“文治”上轻视且不擅长制度建设，无意借鉴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用以克服儒家伦理扼杀个性与否认人格平等的局限。 曾近距离接触过蒋的经济学家何廉回忆称：“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 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也称，蒋不能“提纲挈领，由制度上督促全国共同向上”。 实际上，蒋在治党上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意识形态建构和组织建设的有效手段与通盘计划。由于蒋的独裁，国民政府设立的奉祀官制度主要延续传统的衍圣公爵位制度，这种新瓶装旧酒的举措无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创新，也无益于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国民政府治下，孔德成个人的政治际遇，可以说是当时儒家文化转型困难的命运缩影。 国民政府对孔氏的个人志业有若干硬性安排，使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颇感无奈。他虽为特任的奉祀官，但对国民政府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在现代社会中进行自我调适。诚然，孔氏本人固守祖志，对西方文明之长的认识存在局限，甚至自 美返国后称美国文化在精神方面“简直太幼稚了”。当初戴季陶对孔氏提出的既要维系儒教，又要不落后于现代文明的诫勉， 在制度层面上难以落实。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最高原则与纲领至少有过两次决议，一是要发扬固有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 ，二是要在种族、宗教与阶级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国族统一之文化”。 不过，国民政府在国族文化建设的制度设计上迟滞不前，终究未能以顺应世界潮流的态度为儒家文化妥善定位。 较能代表国民政府“文治” 顶层设计意识的是1943年国立礼乐馆拟定的中华民国礼制草案 ，但该草案主要体现政治威权与传统儒家伦理，鲜见自由、平等观念。诚然，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局中，国民政府着实无暇对现代社会中儒家文化的长短进行系统的学理分析，也就不会给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顶层设计方案。国民政府的“文治”困境的解决有待于政治转入常轨后的体制变革。在此情势下，孔德成作为儒家文化的特殊代表，也只能随遇而安。1949年4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与教育部的安排下，孔德成离开大陆，迁往台湾。抵台后不久，孔氏出任“总统府资政”，并被蒋视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国宝”。